写一点东西吧
1 评分规则
量化评分却不量化标准，给那些打分尺度比较大的评委事实上加权。而且分数这个东西是有误导的。辩论的目的既然在于说服观众，而评委根本不知道在评分表的诱导下他做的判断和他想的是否一致。比如"合题性"就没有做为一项列出，而事实上任何裁决典范都不能离开合题这一基本条件。
其实与其量化，不如要求裁判做出胜负判断后使用自己采用四种裁决典范中的一种填写胜负判断理由交于主席。然后要求其依次公开进行讲评。
此外，裁判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也是导致裁判问题的根源。
2 计时规则
为什么不采用电脑计时器？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啊？
3 攻辩规则
不够明确，时间过短。而且允许集中攻击，一辩的攻辩小结环节缺失，使得质询部分变味，成为申论。
4 自由辩论
犯规主席必须要求马上停止，否则判负。
5 观众提问
其实大部分是托。。。。而且观众的中立性值得商榷。不妨要求教师评委提问。。可以指定队员回答，如果指定四辩怎么办？
6 赛程
为什么实验班第一轮就不用碰上？为什么是单败淘汰？
7 辩题
可辩性太差了。。。。辩题限制为（校园）政策性辩题比较好。毕竟辩论的本质是说服第三者接受我方决策。
作者: Zola 发表于2007年3月28日, 星期三, ( 3:51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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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新闻敏感性和企图一夜成名的欲望的驱动下，我星期一中午喝完朋友雄的喜酒后，到娄底市转(A73)火车到贵阳市，然后从贵阳市转火车(5608)到重庆市，星期三的凌晨终于像一颗疯狂的石头一样滚到了重庆，准备利用私人BLOG来报道重庆九龙坡区杨家坪的"最牛钉子户"事件。
众所周知，这种涉及官方政府的新闻肯定会有一些报道不能面世，或者新闻稿件被不知名的"相关部门"的要求下删除。之前在新浪有一个BLOG在全程24小时报道，但后来那个BLOG消失了。所以我意识到这是一次机会，我决定千里迢迢来重庆明查暗访，企图了解多方观点。这也许是一个于公于私都非常有益的举动。于公，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政府是不是依法办事的政府，拆迁户的户主吴苹和杨武是不是守法的公民；于私，如果我因此花上几天时间加上几百块钱路费而名声大振的话，我将来可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用来成就一番事业。如果你能理解，请留言支持我。
从重庆火车站坐207到达杨家坪站，然后去吃米粉，顺便和米粉店老板交流了一下。米粉店老板所了解到的是，据说吴苹他们索价2000万，房地产管理局在报纸上说"不会接受漫天要价"，米粉店老板认为钉子户的户主做得太过份了。我吃完又麻又辣的米粉后，在他们指的方向下继续找"钉子"，结果碰到一个正拿着报纸去上班的男青年，他说让我跟他走就行。我询问他的看法，他表示支持吴苹和杨武，他还告诉我，吴苹他们的父辈是人大代表。快到钉子户大坑的时候，他指给我看透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空隙看到的杨武的房子顶上的国旗，然后他就与我分手了。我于是找制高点拍摄这一奇景，结果发现旁边有一个轻轨站台，叫杨家坪站。重庆没有地下铁，只有这种"地上铁"，叫轻轨。我登上站台后才发现，杨武之所以在自家房顶上放一个写着"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白条幅，是因为这个白色条幅会让来来往往的轻轨乘客看到，并且许多乘客在站台上以那个房子为背景用手机拍照留念。这也就是重庆钉子户之所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这块区域是一个黄金区域，附近有一个步行街，轻轨站也带来许多人流，这块区域更显得寸土寸金了。谁都知道，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等有地铁的城市，拥有地铁站出口的便利的商品房就会特别贵。
我从站台上拍了几张照片后，然后绕到工地的围墙的大门口附近，也就是杨武的房子背向的那边。门口紧闭着，门内有六七个穿保安制服的人在里面聊天。门上面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施工场地，为了您的安全，不得在未经引领允许下进入"，我转了一圈，可能是去得太早的缘故，没有发现记者蹲守。然后我买了四份不同的报纸，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慢慢看，结果没有发现与"最牛钉子户"的报道，旁边有人告诉我，昨天的报纸就有报导。后来，来了一个五六十多岁的老人，我以为他也想看报纸，我就把另一份报纸递给他，他没看，于是我问他知不知钉子户的事，想不到他居然不正面回答我，而是说了一句很让我震撼的话：" 啥子钉子户哦，那是当官的给他们起的名字！" 这让我很惊奇，我于是掏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我求他再说一次以便我将这么深刻的说法放到网上给人听听，可是他说，录音我就不讲了，然后告诉我"他们只是维权"就走开了。原来他们以为我是记者了。后来，又来了一位抱着孙子的退休教师，她告诉我，吴苹他们没有什么背景，长辈不是人大代表，杨武的儿子在重庆大学读书，可能是学生会主席，名字可能叫"杨志朋(音)"。杨武一家在那里开火锅店是开得最早的，生意是最好的，他们没有开价2000万，他们的房子被估价 250万，房地产开发商加100万价，共是愿意支付350万给钉子户，但他们只要求"原地点，原面积，原朝向"的房子，他们不要钱。她还告诉我，她说她以前在铁马集团的房子也是被恐吓下拆迁的，当时是"工人下岗、干部撤职"的行政手段让他们屈服的，杨武他们之所以敢硬颈，就是因为他们是个体户，不受体制内的胁迫。
后来，我再到杨家坪站台上时，发现有些人在讨论"钉子户"，我于是站在旁边听。原来是两个有类似遭遇的人在诉说，一个是64岁的渝中区的老太，她的有房产证的房子在渝中区化新村的房子被要求以低于市场价3000元/平800元的2200元/平的补偿价拆掉，安置房却是比补偿价还要贵的尾房；另一位先生是戴军功章的48岁的陈先生，来自珠海。他的八层楼的房子在哄骗和毒打后被拆掉了，还有集资款被吞了，上访到背景，他到北京上访，被一封"来事项转送告知单" 扒到广东省信访局，广东省信访局开了介绍信到"珠海市信访局"，结果珠海市信访局连信封都不打开，看都不看就推开他了。他看到凤凰卫视报道了"重庆钉子户 "，所以赶过来看能不能守到记者让记者报道一下。他们问我是不是记者，我说我不是，我只是弄了一个个人网站，我的网站的内容不会被删除。我说我想看一下相关资料，于是，陈先生带我去他那里拿U盘里的资料，然后刘奶奶也说要我去化龙桥看一下，看能不能也报道一下。于是刘奶奶和我一起去陈生下塌的地方，拿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些照片，我决定帮他发在我的网站上，利用SEO技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情。我拿了资料要走的时候，陈生掏出几百块钱塞给我，说是给我的路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我从来没有想过帮人家发稿子就能拿钱，我坚持不要，我说我只是出于正义感而帮你，也不一定有什么效果，我说你要感谢我，就请我吃饭吧。他同意了。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我若收了他的钱，那我和蓝成长有什么区别？收了第一次辛苦费，也许我还会去收第二次，这会离我展现正义感的初衷会越来越远。
告别了陈生，我和老太坐车去化龙桥。我接到陈生的电话，说是要帮我订一个房间，我也就心安理得的接受。反正我也要在九龙坡呆几天报道钉子户的事件。
在车上遇到一位中年教师，他用普通话告诉我，钉子户确实没有背景，但他们抓住了政府的软肋。这件事的关键的关键是，地产商还没有获得所有拆迁户的同意就擅自破土动工，政府监管失职；还有就是，九龙坡区没有一块绿地，这块地在规划中是公园，但政府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建造商品房，这是政府不对。这才是19号下判决，本应该在22日的时候就拆除，但至今仍未拆除的真正原因，这里面有内幕交易。他还说，并且还有搞笑的不合理的地方是，本来是房地产商应该上法院告杨武吴苹夫妇，但居然原告是九龙坡房管局。也就是说，本来是房子可卖可不卖的民事纠纷变成了行政诉讼。
到了化龙桥，那里一片狼籍，很多信宅楼都空了，还有百分之十的住户由于无处可去而不得不留在那里，都是一些老头老太，他们"摆开龙门阵"，跟我讲，政府用 "吓哄骗"的手段让他们服从，而且有不戴肩章的穿制服的人打人，不按市场价给补偿，安置房又是旧房。他们说他们的声音无法发出，所以希望我写写放在网上。我拍了一些照片
精彩图片我稍候去网吧上传。我先用GPRS上网发了文字再说。欢迎转载，本站所有文章不制止商业转载，只需署名和注明出处。推荐使用标题：最牛网志作者Zola暗访最牛"钉子户"。欢迎关注本站的后续报道。
我始终认为强制拆迁是在侵犯人权。。。。
立论
我始终不理解正方在既没有说明滴水、涌泉、报恩的含义，也没有申明他方论点的情况下，举了一个诸葛亮的例子想说明什么，在我看来，这个例子和报恩无关。
反方也忽视了界定。但是反方的论证明显比正方充分。
攻辩和自由辩论
不知道谁开的质询者花30s以上时间阐述自己观念的先河。。。。。
双方陷入无聊的争论，尤其是在"你有一块钱我没有钱但我借过你一百块钱"的问题上的争辩，堪称隽永。。。。。
双方在仪态上明显都比较激动。。。。。但愿我不要这样。
反方三辩终于在自由辩论的一开始进行了界定，而且直接决定了比赛的走势。。。。因为正方在立论中自然放弃了界定，所以界定权转移到反方。而正方又没有提出抗辩。。。。
正方三辩的气势很足，但是忘了对反方的界定反击。。。而且她的论证明显与己方立论矛盾。。。
正方先是两个人连续发言，然后二辨说"请对方三辩起来，我们继续讨论五毛钱问题"开一代辩风先河。
不断的人参公鸡。。。其实只要有一方说"对方的立场与我方有何区别"就赢了。。。
正方的气势明显占上风，但是因为他们的论点不一致，所以辩的越多越离题。。。而且还没有赢下来几个论点。。
结论
反方的准备还是很充分，虽然照稿念但是还算切题。。。。
正方的即兴，再一次忘记了界定。。。。
花絮：估计很难有恰好分数平手的打分。。。。。
最后采用了正常的方式来决定胜负。再次体现出学生和老师关注点不同。。。。反方（一班）胜。。。
广电总局终于受不了这些广受欢迎的节目了！这些行动，直接为无聊的"经典"节目播出铺平了道路。是和谐社会的又一次进展，鼓掌！！！！！！！！！
一个专制的政府总有一种家长心态，觉得应该由他们而不是由民众来决定那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这也充分的体现了一个包容性的问题。
要指出的是，文化是动态的，时代也是动态的，任何逆流而行的人都会归于失败。
罗素的文笔和水平都是举世公认的，作为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流派和数学流派的领头人物，他在数学、哲学、文学、政治方面都拥有极高的声望，甚至因为触犯政府于91岁的高龄入狱。
然而，如此一位伟大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那个中国最动荡、最需要指导的年代，在中国却未获得应有的地位，甚至和中国反目成仇，为何？
最主要的是，罗素的思想不成体系。他从不掩饰自己曾犯的错误，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缺陷和不同观点，这和他深受英国经验论影响有关。而我们今天对他的评价，也往往偏重一边。
龙应台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罗素在1922年有没有预见后来的发展呢？他不天真，在希望中国有足够的智慧选择"有机发展"的同时，他加了一个"但书"──中国能够在"自身传统"中"有机发展""只有在避免了两种相反的危险以后才有可能"：
第一种危险是，他们可能会完全被西化，迄今为止他们所具有的民族特征全被磨灭，世界只不过是多增加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
第二种危险是，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会被逼到除了军备以外，在各方面都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的道路上去。
说这话的罗素处在1922年的时空，距离"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开始建国的1949年还有27年，距离全面破坏文化传统的文化大革命还有44年；距离今天，有83年。
罗素对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业化后对"进步"的崇拜，以追求"进步"作为最高指导原则进行开发，结果是，强国的繁荣建立在弱国的痛苦上，经济的获得建立在地球资源的掠夺和彻底破坏上，把"进步"当作终极目的，而忽略了"进步"不一定带来生活的幸福。
各种机器带来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等同于心灵的愉悦。西方文明对于理性和进取的过度崇拜，成为对地球的最大掠夺，对人类永续发展最大的祸害。
可以看到，罗素并不坚持任何一种他认为是"科学"的观点。他坚持的是一些他认为是核心价值的理念：人权、博爱、民主，如是等等。而为了这种理念，他既强调不要犯西方犯的错误，也强调不要犯俄国人所犯的错误。（我附了一篇朱学勤的文章在后。）罗素的数学、哲学，也都以合乎理性与现实为第一要义。
罗素既建议中国可以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反对中国走俄罗斯的集权政府。既强调中国的优点，也毫不留情的批评中国的缺点。这种做法，显然被中国人和中国人信仰的马克思认为是混乱而无法理解的。所以中国人自然无法接受。
中国人总习惯找寻信仰，却缺乏对决定信仰的原则的信仰，那就是：科学、民主、人道。我们过于执着于某个巍然的体系、某个伟大的人物、某个"是"或"非"的选择题，一旦选定，就全盘接受。而不愿去辨析、去"扬弃"。
所以，我们要培养的信仰是对真正的科学和真理的信仰，要学会的是辨别和提炼真理，要学会承认自己的信仰与体系的错误。
谨以此文，作为我对eric同学在国旗下演讲的回应。很佩服Eric的眼光，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信仰"是否成为信仰，的确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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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为难的罗素
--读《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
大陆中青年学界在反思五四思潮。这样的反思有积极意义，只恨相见太晚。反思中，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在流行：五四中西思想交汇，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分别师承英、法，从法国过来的激进宣传受激进主义者青睐，从英国过来的保守学理则受保守主义者欢迎。依此推理，自然就鄙薄法国，崇尚英国，似乎英国知识分子都是保守型君子，法国人多为轻浮的激进分子。五年前，我自己也是这样一种观点，并试图以这样一种认识重新梳理法国左翼传统对中国近代观念史的影响。我将这一源流称为"法国病"：好言革命，动辄起义，中国近代意识形态的血液里即有这一成分，至今尚未淘洗。
如此二分法一开始亦无大错。但是一旦流行，而流行往往反而意味着凝固，凝固为一种流动着的僵硬模式，事情则会走向反面：就史实层面而言，可能削足适履，简化甚至歪曲五四中西思潮交汇时那些错综纠葛的历史事实；就现实层面而言，或许会以反思五四激进思潮为学理托辞，抢先责难并抛弃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真正应该淘洗的那些思想观念却遮盖起来，不去批判。这样，一场健康的反思还未走完正途，即有可能从反思走向绥靖，中途变质，变质为一种曲学阿世的时尚。事实上，一种过分的倾向已经发生，某些观点嫌否定五四还不够，要一直否定到辛亥，甚至否定到戊戌，即为显例。我私心以为，保守主义的精髓，是求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与人格发育的平衡，而不是偏向另一个极端。在扬弃法国式革命狂热的同时，是否应该把知识分子理应担当的社会责任从那张皮上小心剥离下来，"保"而"守"之，这才是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态度？然而新出的危险却是，不倒脏水倒孩子，脏水还在荡漾，孩子却可能已经扔了。
最近读到一本中国人写的《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次经历》，或许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
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的大陆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这个人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他寿命长，情人多，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罗素都未偏废，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读罗素的学术著作，冰清玉洁，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滂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罗素不畏权势的激越抗议。几乎难以设想，罗素这样的纯粹学者竟也会因为不同意见，两次入狱，最后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当时已达九十高龄。百年人生，他始终将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相融于一身，肯定很不容易。但是有罗素这一成例，也许有助于说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可以坚持至少可以向往的境界。
可惜，一九二○年罗素应梁启超等邀请，来华讲学，没有取得相应成功。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当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炎黄青年如火如荼，翘首以待，可以想象。无论是激进、保守，对他都是满怀期望。结果罗素不激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什维克持严肃批评，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始而期望，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在华讲学期未满，主客双方都觉得尴尬起来，以至罗素后来是带着遗憾，带着不满，离开了中国。
先说两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当局因为罗素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被监禁过半年，对他始终心怀猜忌。一九二○年十月十二日，罗素在上海上岸，中国学界的接待人员尚未赶来码头，英国驻华使馆与伦敦的外交部、国防部即已函电交驰，设想乘其立足未稳，干脆撵回英国。以后罗素在沪、宁、杭、京讲学十个月，始终处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控"监视之下。北洋政府方面，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因其在华宣传"危险思想"，也曾考虑过要将罗素驱逐出境。所谓罗素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党组织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从理论上阐释共产主义合乎人类理性，并没有直接号召中国人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北洋政府几次犹豫；最终没有下手。被当局如此猜忌，而且还提供危险的"小册子"，按中国人的逻辑，是该受到在野一方激进党人的欢迎了。比如说当时的"南陈北李"？
按照《罗素与中国》一书所叙述的罗素在华日程表，李大钊与罗素似乎没有接触。从陈独秀的态度推测，李对罗素可能是敬而远之。陈独秀参加过北京七团体欢迎会，以后听罗素讲演，越听越觉得不对劲，熬不住，给罗素写过一封信，请教疑难："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据称，罗素曾给陈独秀写过复信，可惜中途遗失了。不过，按罗素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陈独秀没有下文，这封信不太可能使陈独秀满意。
这时，《新青年》编辑部分裂，"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爆发。罗素来自英国，具有鲜明的逻辑实证主义经验论色彩，胡适导师杜威亦推崇罗素是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比他自己还高明；罗素显然不会简单赞同"主义"派，而且确也引起了"主义"派的不满；这些情况都该说明罗素理应得到"问题"派的青睐。结果也奇怪，胡适对罗素访华十分冷淡，并不热情。当时赵元任准备应聘为罗素作翻译，胡适即警告赵不要上梁启超"进步党"的当，力阻他为罗素效力。以后，始终也不见罗素与胡适交往的记载。
那么，对罗素热情最高的是谁呢？可能是当时难以归入某一派别的张东荪。然而，张东荪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当年张东荪三十出头，身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主任。他是通过阅读罗素的《自由之路》等著作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罗素来华之初，张东荪表示对他"崇拜到了十二分"，他还建议罗素"实地去研究中国的同业公会，因为欧洲中世纪之基尔特已经无存了，不能不在中国寻其遗迹，从此遗迹上或有些贡献也未可知。"
意外的是，罗素在中国时间越久，与他的思想距离便拉得越大，最后竟至于建议中国仿效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
毛泽东的态度也有点意思。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润之先生当时在场。有些史籍还说罗素讲演时，他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不可谓不热情，题目也非常配他的胃口。但是听完讲演，毛泽东给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写信，冷冷说道："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致蔡和森信，一九二0年十二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大概是因为罗素在这次讲演中，虽然为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模式辩护，却尖锐批评了布尔什维克政治体制。
北大师生自发组成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在华的主要时间后来就是在这里传业释道，每周参加一次他们的英文讨论会，每两周参加一次他们的中文讨论会。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现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参加以后的讨论会。这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问题望而生畏，而是因为我对技术哲学几乎毫无根底，也几乎毫无兴趣。"(Coken Chen致赵元任，一九二○年十二月十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罗素致柯莉)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月十八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对于那个名盛一时的"罗素哲学研究会"，罗素后来也不无揶榆，说他们"除一位逊位皇帝的侄子外，全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他个人对布尔什维克分子抱有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有的同情，当时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过中国学生进入苏俄。(Chen Ting－Fan致罗素，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此信对罗素的帮助表示感谢，原件藏罗素档案馆)从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理想》曾被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做传单印发，甚至可以推测他已知悉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的创建活动(见《先锋日报》(Dairy Herald)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但罗素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信念使得他最多同情这些新的政治势力，不可能直接主张中国人组成像苏俄那种党纪严厉的政党并诉诸武力。至于北京学者群中的社会主义，罗素观感更为不佳。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柯莉信中，罗素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两手抱胸，高谈阔论社会主义，而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则都忙于掠夺中国的富源"。
使人气馁的是，罗素甚至还透露出当时在华的杜威表面上不说，骨子里也有同样的失望："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地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呆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二月三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这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得从罗素在华讲演的总体内容去寻找。罗素在华发表的哲学主张以五大讲演著称：《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此外，为满足中国人当时对社会政治思想的渴望，他有过两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讲演：《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布尔塞维克底思想》。告别中国时，发表具有临别演说性质的《中国到自由之路》。综合这些言论，他的总体特点是：
第一，在哲学方面，神秘臆想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堂入室。罗素是由数学入哲学，而不是由文学入哲学，他所认可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最新经验的基础上，与玄思冥想无缘。他拒绝黑格尔式的欧陆哲学，开辟了数理逻辑实证主义。对于听众而言，连杜威也承认："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的哲学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罗素来华前曾经专程访问苏俄，对苏俄模式有褒有贬。让中国听众困惑的是，他不认为苏俄的弊端是出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叛，相反，他认为苏俄的弊端--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是西方财产寡头体制的翻版。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这样的观点反映了一次大战后西方优秀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普遍向往，同时亦保留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可贵底色。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大幅摇摆，要么是西化，要么是拒斥西化的俄化，有一段很大距离。
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他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席上说，中国要有"一打好人"(GOOD MEN)，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临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对中国人提出十几条建议，最后一条是把那"一打好人"扩大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RESOLUTE MEM)"。然而，这样的"一打好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肯定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家，而是像罗素在英国参加的费边社式那样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理念，又能脚踏实地，坚韧渐进。
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即使在今天，大陆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
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病弊丛生；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适足以救国的高度；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
其三，论实践履行，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非几代人的磨砺，难以实现。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直到现在，大陆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罗素给英国情人的信中说："患病之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这里很干燥，而且人也冷酷无情。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罗素致奥托林)不难想象，罗素在华十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知音难遇，甚至连象样的对手亦难寻觅。其实他是半年不到，即萌去意，后来因病拖延五月，亦如置身沙漠，只盼早归。拖到七月，能够策杖而行，终于告别中国学界，与杜威同日离京。
罗素怏怏而归，心情不会愉快。离开之后，中国知识界亦觉尴尬，对他的影响力大小发生过一些争论。由梁秋水当社长而雇佣外国人JOSEFW.HALL当主编的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四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罗素的思想并未为中国的青年所欢迎，罗素对中国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丁文江在该文发表的第二天即致信《北京导报》编辑部，要求他们撤回这篇评论。丁文江指出，罗素在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必将在中国造成既深且远的影响，正是罗素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哲学应该是对所有科学进行综合的结果，社会改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识和深思熟虑为前提。"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罗素演讲录的广泛刊载和流传、罗素患病所引起的普遍忧虑、罗素发表告别演说时听众的拥挤程度，都表明罗素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丁文江致《北京导报》编辑部，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平心而论，丁文江过高估计了罗素在华影响。这位在英国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可能是按着他自己对罗素的深入理解，来理解中国听众的理解能力了。
不妨承认，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是一种双重失望。
七十年前的中国人感到失望，是因为罗素没有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不解渴；七十年后的中国人忙于以激进与保守的二分模式切割五四思潮，同样会感到失望。因为无法把他捺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甚至会感到恼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家呢？既激进，又保守，或者说既非激进，亦非保守，说他是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好，还是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好？既有英国人的冷静，又有法国人的热血，或者说是既非英国，又非法国，他是个英国式的法国人呢，还是个法国式的英国人？既然有激进色彩，为何受中国的激进主义者冷遇？既然有保守主义倾向，为何又得不到中国保守主义者欢迎？太让人别扭了。总之，四不像，无论用什么模式都套不进去，让你左右为难，过去为难，现在继续为难，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才是罗素，这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含。可以说，一部思想史，就是由一系列为难人物、为难事件组成的。罗素中国之行，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场不成功的思想旅行及其主客两方的错综反映，却对那种有关英法知识分子传统、有关五四时期中西思潮交汇的简单化模式，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它促使人们重回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贴着地面运行，怀疑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问题一旦想得复杂，那种不是激进就是保守的僵硬模式就会松动；某些似是而非的虚假学理--比如说以批评五四激进主义为名，张冠李戴，暗行绥靖思潮的时髦观点，也就多少露出一点破绽了。有这样一条积极意义，罗素一九二○年的中国之行，不也留下了一些可取之处吗？
是不是罗素太特殊，不能代表英国思想家保守主义的集体性格呢？也未必。英国哲学家柏克的名字现在是京沪知识界较多引用的一个热点。就我所知的有关柏克那一点史料，我觉得大陆知识界对柏克的热衷，似乎也不全面。人们感兴趣的是柏克抨击法国大革命的那篇在英国议会上的讲演，但是忽视了柏克曾经热情支持过美国革命反叛英格兰本邦，而且与十八世纪最激进的流浪革命家潘恩一度是莫逆之交，当国人皆曰可杀时，柏克就为潘恩提供过自己的庄园，衣食住行，好生款待。英国知识分子未必都像中国知识界在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冷血，连柏克都有另外一面。保守主义者多半出身贵族，在政治风浪中，且不论政见离合，对待落难对手，起码具备骑士侠义的一面。离开这一点而奢谈保守主义，只会让这些昔日贵族讥笑为小郡市民的假冒伪劣。当然，真正能够避免法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同时又能凸现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典型，确实不是古典的柏克，而是现代的罗素。
丁文江估计罗素来华的影响，是夸大了些。当时情况下，罗素不可能在逼窄如中国的思想小峡谷中赢得多少真实的掌声。尽管如此，倘若实在要找出一个较能全面体现罗素精神的人--既不放弃知识关怀，又不因此而放弃社会责任，既履践社会责任，又不因此陷入革命狂热--，可能还真不是那些一线领袖，而是像丁文江这样的二线人物。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历史中，丁文江是个很值得注意但至今还没有引起注意的人物。在学理层面上，他有形而上眼光，能够超越实用主义的狭隘眼界，领会罗素纯哲学价值。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甚至超过了胡适。但在实践层面，他又是个最具形而下实干精神的人。五四之后，他提出中国的责任不在武人、政客，就在几个有责任能力却不敢承担实践责任的知识界领袖，"天下事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能够这样看天下者，就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一点胆识。而知识与胆识的关系，大概是十桶知识也未必换来一滴。他发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以及后来的"好人政府"主张，明显有罗素"一打好人"思想的痕迹。他提倡知识精英走出象牙塔，面向大众，承当改良社会的实践责任，点着胡适的名，告诫青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思想文艺下手"。经如此棒喝，胡适之从善如流，方承认丁文江坚持的认识--社会改革只有在一种政治进步的环境中才能成功--有几分道理，于是南下上海，协助丁文江创办以社会评论为主的《努力周刊》。《努力周刊》每期一篇社论，点评一周大事，文风朴实明快，几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口语相通，其栏目名称就叫"这一周"。如此朴素而又醒目的栏目，现在岂能多见？这样优秀的地质学家，才是真正贴着地面运行的人。后来，即以《努力周刊》为阵地，丁文江、蔡元培、胡适、梁漱溟、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陶行之等十六位中国知识界著名人士一九二二年五月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酿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此时距罗素离华，已经将近一年。之后，再出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以及胡适之在《努力周刊》以后的《独立评论》等等，都可以看作丁文江所呼吁的"少数人"起来承担"责任"，或者说是罗素所希望的"一打好人"的实践运动。像丁文江这样的"一打好人"，在今天的聪明人看来，几乎是一打幼稚的童话，至少是不识时务，说不定还有法兰西嫌疑--"不守学术本份"。然而，他们所具备的形而上学理背景一点不比今人薄弱，当年却能扑下身在形而下层面实事实干，这才是罗素精神的真正传人，亦是中国知识界最难产生而又 可惜，正如常识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都已经死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沪上
(《罗素与中国一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冯崇义著，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二月版，9.80元)
最需要产生的人。
据Keso的bLOG报道，UUZone被网管"和谐"掉了，这是我们的伟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又一进展，让我们额手相庆！
以下内容转载自该文评论：
（中央社記者黃瑞弘台北二日電）總統陳水扁接受德國「德通社」專訪表示，中國的作為，不但讓兩岸在短期之間不可能統一，也會逼使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走向更進一步的獨立之路。總統同時邀請中國人大委員長訪台，也盼中國人大委員在年底台灣立委選舉和明年總統大選期間組團來台觀選。
陳總統昨天接受德通社社長Malte von Trotha及北京分社主任Andreas Landwehr專訪，做上述表示。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將召開，陳總統說，誠摯邀請中國人大委員長，也就是議長，率團訪問台灣，也希望中國人大的委員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台灣立委及總統選舉期間組團來台觀選，觀摩台灣人民是如何選出自己的國家領導人和國會議員。
總統並呼籲中國人大考慮立即廢除二００五年三月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這項中國人大所通過最糟糕、最傷台灣人民心的壞法律，這種惡法應早日廢除。
他說，兩德的統一有很多值得借鏡、參考的地方，最主要是基於主權、民主、和平與對等的四原則，在兩德統一之前，東德、西德可以做到彼此相互承認，而且東、西德可以簽訂對等的基礎條約；特別在統一之前，東德、西德同時都是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
陳總統表示，中國對台灣的立場和基本的態度，完全與這四大原則背道而馳。中國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只是中國的地方政府。
他說，北京當局不重視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自由意願，對於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強烈意願，並沒有獲得北京當局的重視。有關兩岸和平對話的期待，最後中國竟然是以部署飛彈以及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回應。
陳總統表示，由於中國並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且一直把台灣矮化、地方化、以及去政府化，以目前來說，兩德統一的模式，這種非常寶貴的經驗，由於中國北京當局並不領情，他並不認為短期間之內，兩岸有可能統一。
他也強調，中國北京當局的作為，與主權、民主、和平及對等的四原則背道而馳，不但兩岸在短期之間不可能統一，而且也會逼使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走向更進一步的獨立之路。
德通社詢問「更進一步的獨立之路」包含哪些作為？總統強調，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叫中華民國，與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長久以來，來自中國軍事的威脅、外交的打壓與經貿上的統戰，台灣人民的台灣主體意識逐漸高漲，他相信未來一年，認為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將會從去年底的百分之六十，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德通社也詢問陳總統「三通」何時達成？何時可以看到經常、固定性的飛機直接通航？陳總統說，其實講「三通」，已經通了「兩通半」，剩下「零點五通」還沒有通，在直航方面，重點仍然是飛機的直航，這部分已經逐步在檢討與開放中。
陳總統說，台灣的政策是「立場堅定、務實前進」，基於國家安全與全民利益，對於開放兩岸直航必須戒慎恐懼，不能夠跌倒，必須非常謹慎、小心。
我说过，我讨厌马列主义哲学给其他学者乱扣帽子。
今天和老师在关于休谟和康德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他簡單的把休謨和康德歸為"不可知論者的兩大派"。我顯然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
题外话，首先辨清张老师关于尼采的一处错误：
尼采的政治哲學和《邦主鑑》﹙非《羅馬史論》﹚裏的政治哲學是類似的﹐ 固然是詳細完成了﹐應用到較廣的范圍。尼采和馬基雅弗利都持有一種講求權力﹑存心 反基督教的倫理觀﹐固然在這方面尼采更為坦率。拿破侖對於尼采說來﹐就相當於凱薩 ˙鮑吉亞對於馬基雅弗利﹕一個讓藐小的敵手擊敗的偉人。 尼采對各派宗教及哲學的批評﹐完全受著倫理上的動機的主使。他讚美他認為﹙這 或許正確﹚在身為貴族的少數者才可能有的某種氣質﹔依他的意見﹐多數者應當只是極 少數人完成優越性的手段﹐不可認為他們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獨立權利。他提起普通人﹐ 習慣上稱作"粗制濫造的"﹐假如他們的受苦受難對產生偉人是必需的﹐他認為這件事 就無可反對。因而﹐從1789年到1815年這段時期的全部重要性都在拿破侖身上得到總結﹕ "法國大革命使拿破侖得以出現﹐這就是它的正當理由。假使我們的全部文明混亂崩潰 的結果會是這種報償﹐我們便應該希求混亂崩潰。拿破侖使民族主義得以實現﹐這即是 後者的理由。"他說﹐本世紀裏差不多一切遠大的希望都來自拿破侖。
上文引自《西方哲学史》。马基雅弗利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学说，但是它的说法是和尼采相一致的。尼采的"重估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功利主义者和基督教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的意义在于否认对于弱者善的"盈余"对我们所需要善存折里的"总资产"没有作用：我们什么时候在乎过脚下踩死的蚂蚁？尼采的权利意志说是为了揭示只有超人的善才是他所追求的善，是要紧的。而不能说是他认为意志是本原。
下面切入正题，休谟、康德与唯心主义。
一、關於休謨與不可知論者和康德與新康德主義的關係
康德的最重要的書是《純粹理性批判》﹙TheCritique of PureReason﹚﹙第一版﹐ 1781年﹔第二版﹐1787年﹚。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證明﹐雖然我們的知識中沒有絲毫能 夠超越經驗﹐然而有一部分仍舊是先天的﹐不是從經驗按歸納方式推斷出來的。我們的 知識中是先天的那一部分﹐依他講不僅包含邏輯﹐而且包含許多不能歸入邏輯﹑或由邏 輯推演出來的東西。他把萊布尼茲混為一談的兩種區別劃分開。一方面﹐有"分析"命 題和"綜合"命題的區別﹔另一方面﹐有"先天"命題和"經驗"命題的區別。關於這 兩種區別﹐各需要講一講。
"分析"命題即謂語是主語一部分的命題﹔例如"高個子的人是人"或"等邊三角 形是三角形"。這種命題是矛盾律的歸結﹔若主張高個子的人不是人﹐就會自相矛盾了。 "綜合"命題即不是分析命題的命題。凡是我們通過經驗才知道的命題都是綜合命題。 例如﹐僅憑分析概念﹐我們不能發現像"星期二是下雨天"或"拿破侖是個偉大的將軍" 之類的真理。
但是康德跟萊布尼茲和以前所有的其他哲學家不同﹐他不承認相反一面﹐就是說一切綜合命題通過經驗才知道。這就使我們接觸到上述兩種區別中的第二種區別。
"經驗"命題就是除借助於感官知覺而外我們無法知道的命題﹐或是我們自己的感 官知覺﹐或是我們承認其證明的另外某人的感官知覺。歷史上和地理上的事實屬於這一 類﹔凡是在我們對科學定律的真實性的認識要靠觀測資料的場合﹐科學上的定律也屬於 這一類。反過來說﹐"先天"命題是這樣的命題﹕由經驗雖然可以把它抽引出 來﹐但是一旦認識了它﹐便看出它具有經驗以外的其他基礎。小孩學算術時﹐經驗到兩 塊小石子和另外兩塊小石子﹐觀察到他總共在經驗著四塊小石子﹐可以這樣幫助他去學。 但是等他理解了"二加二等於四"這個一般命題﹐他就不再需要由實例來對證了﹔這命 題具有一種歸納決不能賦予一般定律的確實性。純數學裏的所有命題按這個意義說都是 先天的命題。
休謨曾證明因果律不是分析的﹐他推斷說我們無法確信其真實性。康德承認因果律 是綜合的這個意見﹐但是仍舊主張因果律是先天認識到的。他主張算術和幾何學是綜合 的﹐然而同樣是先天的。於是康德用這樣的詞句來敘述他的問題﹕
據康德的意見﹐外部世界只造成感覺的素材﹐但是我們自己的精神裝置把這種素材 整列在空間和時間中﹐並且供給我們借以理解經驗的種種概念。物自體為我們的感覺的原因﹐是不可認識的﹔物自體不在空間或時間中﹐它不是實體﹐也不能用康德稱之為 "範疇"的那些其它的一般概念中任何一個來描述。空間和時間是主觀的﹐是我們知覺的器官的一部分。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確信﹐凡是我們所經驗的東西都要表現幾 何學與時間科學所講的那些特性。假若你總戴著藍色眼鏡﹐你可以肯定看到一切東西都 是藍的﹙這不是康德舉的例證﹚。同樣﹐由於你在精神上老是戴著一副空間眼鏡﹐你一定永遠看到一切東西都在空間中。因此﹐按幾何學必定適用於經驗到的一切東西這個意 義來講﹐幾何學是先天的﹔但是我們沒有理由設想與幾何學類似的什麼學適用於我們沒 經驗到的物自體。
康德說﹐空間和時間不是概念﹐是"直觀"﹙intuition﹚的兩種形式。﹙"直觀" 德文原字是"Anschauung"﹐照字面講是"觀看"或"觀察"的意思。英文中"intuit ion"一字雖然成了定譯﹐卻並不完全是一個圓滿的譯法。﹚不過﹐先天的概念也是有的﹐ 那就是康德從三段論法的各個形式引申出來的十二個"範疇"。十二個範疇每三個一組 分為四組﹕﹙1﹚關於量的﹕單一性﹑複多性﹑全體性﹔﹙2﹚關於質的﹕實在性﹑否定 性﹑限制性﹔﹙3﹚關於關繫的﹕實體與偶性﹑原因與結果﹑交互作用﹔﹙4﹚關於樣式 的﹕可能性﹑存在性﹑必然性。空間和時間在某種意義上是主觀的﹐按同樣意義講﹐這 些範疇也是主觀的--換句話說﹐我們的精神構造是這樣的﹕使得這些範疇對於凡是我 們所經驗到的事物都可以適用﹐但是沒有理由設想它們適用於物自體。不過﹐關於"原 因"﹐有一處自相矛盾﹔因為康德把物自體看成是感覺的原因﹐而自由意志他認為是空 間和時間中的事件的原因。這種自相矛盾並不是偶然疏忽﹐這是他的體系中一個本質部 分。
上文若干段引自《西方哲學史》，儸素。原文重點用斜体表示，粗体是我所加。
我在这段全文里没有找到如张喆老师所言康德说"温度计影响水温"的证据，这恰恰是马克思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对认知的看法。所谓我们的认识过程不是主观适应客观的，而是主客观双方面互相影响的所谓"察知"的过程
可以看到，康德并不是要认为所谓"外物不可知"，他只是要籍由物自体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印象如何可能这个命题，引出他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观点。正因为有了包括空间和时间在内的"先天综合判断"，才会有我们经验到的事物与外物的吻合。
至于新康德派对康德怀疑气息部分的发挥，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二、关于休谟
休谟的体系与其说是不可知论者，不如说是自笛卡尔来的西方近代哲学温和怀疑传统的一种继承。再引一段罗素的文字。
正如貝克萊從物理學中驅走了實體概念﹐休謨從心理學中驅走了˙實˙體概念。他 說﹐並不存在"自我"這種˙印˙象﹐因此也沒有"自我"這種觀念﹙第一卷﹐第四編﹐ 第六節﹚。
（这里也可以看到，康德的先天哲学与其说是对休谟的继承，更不如说是对贝克莱和休谟体系的一种反抗。）
休谟继承贝克莱"存在即赶至"的观点，但是除去了神学的成分，他指出，人的观念和印象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区别。人无法确定感觉的准确。人不能确知外物，也就没有绝对的必然性。不但物理学中没有必然性，而且因果关系也没有必然性而只有有限的或然性。这是比较符合现代物理学的观点(特别是现代膜理论和万物理论)。即便没有非欧几何、广义相对论和膜，仅仅出于谦虚，我们也更应该信任休谟和工具主义派这样的客观学者而不是马克思那样的大体系缔造者，动辄以我说的就是真理，一切我说了算的姿态。把一切历史归结为民族或是阶级的辩证运动，说这一切都是预言好的，未免偏执。
人类的科学和工业发展历程表明，人类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强大，过度的自信会导致灭亡
三、从物理学看"唯心"论何以可能
我不太认同"唯心"这个词语，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早已抛弃了唯物和唯心两军对垒的说法。对西方人而言，唯物主义者是"恶人"。对我而言，我只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派可以算的上是唯心主义。
对于唯物、唯心，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如何定义物质、心灵。二、如何定义唯物、唯心。这两点搞清楚了，近代哲学的观点也就不会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可能了。
马克思的时代大体上是牛顿力学的时代，人们用机械观来看待世界。所以他的观点如此也使然。但是物理学在发展，有几个事实是我这里要提出的。我并不理解他们，但我觉得，我引用的部分足够说明这个问题了。
一、非欧几何和广义相对论
非欧几何指出，我们知觉所习惯的欧氏几何时空并非唯一可能的时空；广义相对论指出，这种时空甚至可能是真实的形态。
回到刚才的问题，物质是什么？如果我们认为它是物理学所用方程描写的东西的话，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脑中的方程比广义相对论的方程是正确的？为了避免我们对物质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矛盾，这里不妨采用工具主义者或是霍金的观点，认为我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只是我们对世界的一个描述。这种描述是我们用或然性对宇宙的描写。这样的话，不管是什么模型，只要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它就有可能是正确的。
那么，什么是心灵？罗素的说法，心灵是一个记忆系统。我们可以修改电脑的记忆体，很难想象，我们的输入设备和记忆体就完整无暇，广义相对论就是一例。那么，很可能有错误，我们能认知到的仅仅是记忆系统中的事物。既然如此，不妨用剃刀定律，将我们无法认知的东西删去。
二、不确定性原理和虚时间历史求和
不确定性原理指出，我们所处的时空并非能由方程精确的预测，我们只能预测波函数。而历史求和指出，宇宙存在数量巨大的可能的历史，或者说，存在数量巨大的可能的宇宙。那么，凭什么说我们的社会就能用一个"精神"或是"经济"的发展来解释？
同时，普朗克能量也给人类预言宇宙的能力设下了极限，这也不符合马克思所谓科学永远在辩证运动中的思想。
三、膜理论
M-万物理论指出，对于到达普朗克能量的理论，我们很可能会有一族图景不同的理论，就像是五种超弦理论和超引力论一样。而泡泡理论则说，我们的时空可以是高维泡泡在四维表面上的投影。同时，也可能存在别的泡泡。我们可能是生活在膜上，也可能生活在高维空间的四维表面上。这只不过是我们从牛顿模型开始可以使用的宇宙模型中的又两个。这更说明休谟和客观主义者的道路是正确的。
谦虚使人进步，于人类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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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融资一级测试：风险投资（VC）篇的测试结果 恭喜您得了88分，通过了我们的初级测试。 看得出您对风险投资及产业经济是相当关注的，这非常关键，丰富的知识是成功融资的前提条件！ 您现在可以： 1、认真阅读下面的批注； 2、看看别人的融资故事，学习更多的融资经验； 3、马上上传项目计划书，让投资人看到您的项目，您将有机会与投资人对话。 帮助创业，服务投资。希望蓝海创投伴随您公司的成长，希望蓝海创投帮助您成功融资！ 最后全体蓝海人祝您新年快乐，猪年大吉！！ 批注： 您已经认识到VC的本质是高风险高回报，以下我们对此观点作些补充。VC的高风险是相对于其他投资方式而言的。只有企业价值增长了VC的投资才能得到回报，如果企业倒闭，VC很有可能血本无归。它投资成功的可能性在国际上基本在1/5以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在中国的情况却大不一样，有统计显示，中国风险投资成功的概率远远高于国际水准，也就是说国内风险投资多半会选择拥有较好现金流风险较小的公司投资。这应该是国内与国际上风险投资最大的不同点之一。至于高回报，准确地说应该是高预期回报，如果投资成功，风险投资得到的回报会在3倍、6倍甚至10倍以上更多，但是投资企业成功的毕竟是少数，有一大半的投资是无法实现高回报的。这就是风险投资的精髓，也就是说在少数项目获取暴利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大多数项目微利、持平或者亏损。 您知道投资追求高回报，但可能还不知道即使是高回报也是有一定投资额度范围的。大多数VC投资基金的整体规模都较大，一般在数亿元以上；其次VC对不同投资金额的项目的考察花费的物力财力相差并不大。所以，VC如果投资数额太小的项目（如几十万或一两百万）即使有10倍的高回报率，其获得的利润也是相对也是微不足道的，而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投资一笔数千万元的项目，哪怕只有2-3倍的回报，其数量也是可观的。当然，投资也是有上限的，依据每家投资机构的基金总量和投资策略而不同，如联想投资的单项投资金额控制在基金总额的10%以内。 您说得很对，VC投资的根本性目的就是现金回报。很少有专业的VC会为了控制一家公司而投资。恰恰相反，VC在投资企业的过程中并不希望由于自身控股导致创业团队的积极性丢失，历史上由于VC控股导致公司CEO中途退出导致投资危机也不乏先例。无论如何，VC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资本的作实现资金的增值，而创业企业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达成目的的一个手段，VC控股通常不是高明之举。 您对于资本退出的认识是正确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的确是风险投资最佳退出途径，它能使投资者获得3-10倍或者更高的回报。当风险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选择在证券市场上市，首次进入证券市场发行股票称为IPO。美国最主要的风险投资上市渠道是NASDAQ。实现IPO的风险投资在度过一定期限的禁售期(NASDAQ是六个月)后可以将其持有的股份抛售变现获得收益，这是风险投资获得回报最高的退出方式。需要指出是，我们说IPO是最佳的退出方式是就其投资收益率而言的，但事实上就数量而言，IPO并不是主要的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即便是在美国大约也只有10％至20％左右的风险企业能够实现 IPO，其他超过６０％甚至更多的企业采取并购方式作为退出方式。 在很多创业者还认为钱拿的越多越好的时候，您已经认识到够用就好的原则，这太棒了。一般来说，企业一次融资所参考的是企业一年左右时间扩张发展所需的资金量，经过2-3轮的融资后最终推动企业上市。 您已经知道选择合适投资商的重要性，挑选投资商时研究投资商的背景和实力是相当重要的，这其中包括关注行业的不同，本土与国际的不同，历史投资案例的不同，管理机制的不同等等，这些通通是企业家需要考虑在内的因素。而熟悉此行业的VC可能与创业者更有共同语言，更能理解创业思路，有更强的行业敏锐性。 您认为企业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而这与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家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投钱就是投人。人或者说团队的优势其实是最重要的因素，模式是死的，产品是死的，只有人是活的。对的人能把不对的事情做对，不对的人会把对的事情做错。 您清楚企业发展需要多少资金，并清楚这笔资金应该由您自己而不是投资商提出。我们这里补充一点，一般来说我们会参考企业阶段性发展（可能是1年左右）所需的资金数量，并且需要给投资人一个清晰的方案来说明如何使用这笔资金。 您必须知道，VC所要求的回报并不是根据回报的绝对值，而是根据其占投资金额的比例。如果投资200万回报1000万，是不错的一笔投资，而如果投资5000万回报1000万，则不能说是一次不太成功的投资。 您认为您与您的团队才是VC最为关注的要点，这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对德人才能做对的事。但也不要忽略其他的因素：市场容量、历史经营数据、发展规划等，只有综合起来才能真正获得VC青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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